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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杨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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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改变中国历史的遗诏  

2006-02-14 11:33: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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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历史的遗诏
侯杨方
 
1850年,在位30年的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驾崩,他留下了一份亲笔遗诏:“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为亲王”。奕詝即清文宗咸丰皇帝,奕訢即恭亲王。这封遗诏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一般的遗诏只会提及继位的人选,而不会涉及一位皇子的封爵,这其中隐藏着一段曲折的故事。
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但他的晚年,第一、二、三子已经去世,皇四子奕詝在现存的皇子中年龄最大,而且是道光钟爱且早逝的皇后所生,奕詝继位当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但此时比奕詝小一岁的皇六子奕訢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了自己过人的才华,这使得年老的道光皇帝左右为难,无从选择。在这一微妙的关头,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清史稿?杜受田传》载:“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又据时人的笔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一正史,一野史,都说明在这场继位的竞争中,咸丰的老师杜受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巧妙利用了道光皇帝的心理,以机巧使奕詝在争位竞争中战胜了才华更胜一筹的奕訢。杜受田死后,咸丰皇帝破格以最高等级的“文正”作为他的谥号,并赠“太师”。与清朝其他的几位“文正”相比,杜受田在功业德行上完全是名不符实,其原因可想而知。
道光皇帝由于在决定继位者过程中难以取舍,在决定以奕詝为皇太子后,又对奕訢抱有歉疚,为了补偿,才破例于继位遗诏中封他为最高等级的亲王爵位。道光的昏庸在此事上暴露无疑:错立平庸的奕詝已经是犯了一大错,在遗诏中封奕訢为亲王又犯了一错。这将他在选择继承人上的犹豫暴露,埋下了日后奕詝、奕訢兄弟失和的种子。正确的做法是,即使想补偿奕訢,也只能私下嘱咐奕詝即位后以新皇帝的名义封爵,这样才能让奕訢感恩于新皇帝,否则只能让奕訢深憾自己错失了皇位,而不是感激得到了一个亲王;奕詝也会因此猜忌奕訢。
咸丰即位之初,一度重用奕訢,任命其为军机大臣,执掌朝政大权,但仅过了5年,在奕訢生母且抚养咸丰的康慈皇太妃逝世后,咸丰立即将奕訢的所有职务罢免,让他回书房重新读书,理由竟然是他在操办母亲的丧礼时“丧仪疏略”。自此,兄弟二人的感情公开破裂。
以能力和责任心而言,咸丰在清朝诸帝中列倒数第二,仅次于他的儿子同治,但他偏偏逢上了清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时期,内有太平天国,外有英法联军,直至后者迫近北京。他逃到了避暑山庄,居然还带着戏班,整日寻欢作乐,却留下奕訢在京主持谈判议和。议和后,奕訢恭请咸丰回京,他却牵延逗留,直至驾崩。由于咸丰气量狭隘,竟然不指定已经立大功,且议亲议贵均应列于第一位的奕訢作为未成年同治皇帝的顾命大臣,激起了奕訢和朝中大臣们的强烈不满,而此时两位皇太后也和顾命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这两股势力于是结合在一起,发动了“辛酉政变”,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秉政”的局面,慈禧太后由此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如果当初道光皇帝没有错立咸丰而是以奕訢为继承人,中国以后的走向不会像历史上那样悲惨。奕訢的才具道光也是非常欣赏的,知子莫如父。按理说咸丰是嫡长子,传位给他应该是天经地义,而道光却为此犹豫,这只能说明奕訢的才具确实超过咸丰不少。
从历史的事实上看,奕訢个性强烈,才华横溢,不排外,勇于开拓,使命感、责任心强,在主政的时期,他与慈禧太后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争执,其政治生涯为此几次大起大落,甚至一度闲废达十年之久。但即使如此,他也领导了清朝中央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内乱,开展了中国第一次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开创了充满希望的同光中兴时代。如果他是皇帝,其事业无疑会更上层楼,而不会一生被慈禧太后压制,不得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中国即使没有明治维新式的变化,但也决不会沦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至少中国不会有慈禧太后,不会为了祝寿而挪用海军军费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更不会有庚子年间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壮举”,及随后让中国沦入深渊的《辛丑条约》。另外,以奕訢的寿命,他至少可以执政到1898年。最起码,在这一阶段,中国不必为两个皇帝(咸丰、同治),一个太后(慈安)举行三场耗费巨大的葬礼——其中仅陵墓的基础建设费用就超过了1,000万两白银;也不会为两个皇帝(同治、光绪)举行两场耗费更为巨大的婚礼,共计花费1,650万两白银,而北洋海军的两艘世界上最先进的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号,每艘的购买价仅为170万两。如果中国海军拥有10艘定远级的战舰,日本无力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也就根本不敢发动甲午战争,中国的命运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又会如何呢?
19世纪下半叶,世界处于“丛林法则”的残酷竞争中。中国和其他的后发国家,都在努力想搭上现代化的班车,否则就会沦为被宰割者。能否有一位坚强有力、锐意改革的领导者,成为这场竞争的关键。非常不幸,在这50年中,中国两位的最高领导者却是怯弱、愚昧、缺乏责任心的咸丰和慈禧,而同时期的德国、日本、泰国分别在其强有力的领导者率领下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日本更是与中国展开了零和的竞赛,胜负最终由甲午战争裁定——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挫败,失去了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最好机遇。此消彼长,中国的命运自此更加坎坷艰难,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这命运的逆转,谁又能说不是因缘于50年前的那一纸遗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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