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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杨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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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康乾盛世藏富于民  

2009-09-04 14:17: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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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这130余年中,国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台湾、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以及广大的中亚地区逐一纳入了帝国版图,几千年来对中国农业文明威胁最大的游猎民族入侵被彻底终结,人口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在长达百余年的太平盛世中也快速增长,达到了空前的3亿。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东方无可争议的霸主。

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看,国家军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会伴随着对内的横征暴敛,因为强大的军力和战争需要经济的支撑,导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长城、修宫室耗费天下民力,结果强大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结果是户口减半,民怨沸腾,汉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个秦始皇;唐玄宗对外频繁用兵,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亲历者杜甫形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结果开元、天宝盛世转眼成空,安史之乱爆发,同样天下户口减半,唐朝走向了衰落的不归路。

康乾盛世开拓的版图空前,用兵频繁,仅乾隆时期的两征弹丸之地金川就耗费了七千余万两白银,从历史经验看,横征暴敛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更奇怪的是康熙、乾隆二位皇帝频繁下令蠲(juān)免天下赋税,其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中国帝制时代,如果某地发生灾荒,皇帝下令赈灾同时蠲免该地的赋税并不鲜见,称为“灾蠲”,例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地震,在救济的同时,还将受灾最重的通州、三河、平谷“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但康熙、乾隆的蠲免赋税行为的主要起因并不是灾荒。

康熙曾多次南巡视察河工,体察民情,他认为自己的出巡会对地方造成一定的骚扰和负担,因此他经常蠲免所经地方的赋税,这就属于“恩蠲”———“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蠲其田赋”,即使没有庆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经常“无缘无故”蠲免天下赋税,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2年间,他总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总计折合白银达1.5亿两。康熙中期以后,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家岁入不过三千五百余万两白银,即相当于免除了4年多的岁入。康熙年间,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米价徘徊在每石白银六七钱至一两二三钱之间,以此折算他蠲免了全国约1.5亿石米(135亿公斤)。

“以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的乾隆皇帝一直以康熙为楷模,在蠲免上更是青出于蓝,他在即位之初就宣布免除以前的欠赋,仅江苏、安徽两地就免了赋银一千余万两,最为突出的是他先后5次免除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另外,当时东南各省还承担向北京输送漕粮供养皇帝、贵族、官僚、军队的任务,每年定额400万石,加上运输、损耗的成本,民众的负担很重,康熙在位也仅免除过一年的漕粮,而乾隆曾先后三次全免一年的漕粮。在其执政的63年里,乾隆皇帝多次以多种名义免除的天下赋银超过3亿两;乾隆时期米价上涨,每石约为1.5两白银,3亿两白银相当于2亿石米(180亿公斤)。

康熙、乾隆免除的赋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康熙年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两三千万两白银,在最鼎盛的乾隆时期,全国财政收入也不过5000万两,而其时的全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乾隆中叶后更超过了3亿,即人均每年承担的赋税不到半两白银,约合30公斤米。如果以现在的米价每公斤4元人民币计,康乾时期人均承担赋税每年不到120元人民币。黄仁宇感叹:“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赋税很轻的国度。

虽然清朝的赋税很轻,康乾时期又对外积极扩张用兵,同时大兴各种工程,但每年国家财政都有盈余,国库储备银也逐年上升,康熙四十五年国库存银已经超过五千多万两,以后虽有起伏,但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国库存银达到空前的八千多万两。充盈的国库无疑是大幅度免除赋税的重要物质保证,但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才是政策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乾隆认为:“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即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藏富于民,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富足了,国力自然会变得更强;正因为此,康乾时代才能在对外积极扩张、对内大兴工程的同时却不增加赋税和人民的负担,因为国力强盛,扣除军费和工程费的开支,国家财政照样有盈余。

减免赋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属于皇帝私有,所有权分明,即所谓的“家天下”,皇帝对国家负有无限的最终责任,而官僚只是皇帝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官僚的寻租、谋利的主要手段就在于征收赋税,利用征收过程中的“耗羡”(损耗)中饱私囊,耗羡甚至可以与赋税相当,他们有增收赋税的天然冲动,因此免除赋税的最大利益受损者是各级官僚。皇帝为了自己、祖宗、子孙的社稷计,制定的政策要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一时;作为被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官僚更注重于其在位的一时,而不是长远,这是皇帝与官僚天然的利益分歧。作为政治家的康熙、乾隆深谋远虑,采取免除赋税、藏富于民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两千余年帝制的中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这种所有权和责任分明,有效避免了政府成为一个与民争利,沦为剥削国民的利益集团,皇帝监督官僚的制度于此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保证政策的长远性、持续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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